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暨中华语言文化中心联合举办的“南大中华文学与文化”线上系列讲座第八场于新加坡/北京时间2021年10月30日9:30-11:30，美东夏令时间2021年10月29日21:30-23:30在ZOOM平台举行。本次的讲题为《西域重镇与唐诗繁荣》。主讲嘉宾为中国浙江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特聘教授、系主任胡可先。评议嘉宾为中国浙江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副系主任陶然。主持人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曲景毅。讲座侧重于西域重镇与唐代文学关联的讨论，通过考古发现与现存文献的钩稽，呈现出唐代文学在西域重镇的发生与传播，展示出唐诗的繁荣盛况。讲座吸引了120余位观众参与。讲座问答环节，观众们踊跃参与，胡可先教授对大家的问题与意见做出详细回应。
讲 座 内 容
“丝绸之路”起始于古代中国而对于中外商贸和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唐代达到了繁荣的顶峰。唐代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分为北、中、南三线，均由长安出发，至甘肃张掖、武威会合，经酒泉、瓜州至敦煌，然后从玉门关、阳关出西域。至今考古遗址遍布中国的新疆地区以及中亚各国。在这漫长的丝路沿线上，演绎着数千年的文明历史。这些丝路重镇，联系着周边的关镇、古城和烽燧，联系着与西域的商贸往来与文化交流。
本次讲座侧重于四个方面探讨。其一，敦煌唐诗的多元融合；其二，吐鲁番文书：丝路重镇的唐诗印记；其三，安西四镇：西域唐诗的边缘活力；其四，西域文化融入长安的唐诗书写。
其一，敦煌唐诗的多元融合
敦煌是丝绸之路的明珠，是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唐代统一天下后，丝路畅通。但随着安史之乱的兴起，唐帝国失去了对于西域的统治，敦煌也陷于吐蕃。直至晚唐以敦煌为首的河湟七州归于朝廷，唐又于此置归义军。因为敦煌地区政治、军事、交通、文化等因素的相互促进，敦煌文学也得到了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敦煌石室的发现，保存于敦煌的各种写本文献重新问世，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加以近年来新发现有关敦煌人物的石刻碑志，进一步加深了对于敦煌的认识。这可以从写本时代的诗歌文本、著名诗人的诗歌抄卷以及本土诗人的创作留存三方面进行研究。
首先是写本时代的诗歌文本。敦煌石室打开后，出现了很多诗集写本残卷，学界先进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整理，至2000年，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的出版，集敦煌唐诗写本辑集与研究之大成。该书总共校订敦煌诗歌1925首。大量佚失已久的诗作得以发现，很多散见零篇得以缀合，各种文字复杂的诗钞经过校订。作者基于写本的原生状态以确定整理的标准，关注文学的发展以进行叙录的撰写，突出了“写本时代”诗集的特点，是精审的文献整理与深层的诗学探源相结合的示范著作，对于唐诗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敦煌诗集残卷中，真正到过河西的诗人如岑参、高适的诗歌较多，是因为敦煌地区文人对于岑参、高适等诗人诗作更为熟悉的缘故。此外，从敦煌诗集残卷，更可以看出唐诗在西陲传播的情况。
（2000，中华书局）
其次，著名诗人的诗歌抄卷。敦煌诗集残卷中有很多著名诗人的作品，其中以李白、岑参、高适最为典型。即以李白诗为例，该集所选李白诗四十三首。该集对于李白研究具有三个方面的价值：第一，在唐人选唐诗中，是选李白诗最多的，足见编者对于李白诗的重视。在所选的诗中，古体、近体、杂言都有，堪称众体皆备。第二，从所选李白的四十三首诗中，可以推知唐人对诗歌体裁的分类情况。第三，是该集所选诗歌，具有极大的校勘价值。
最后，本土诗人的创作留存。胡可先教授提出敦煌文献中还值得重视的是敦煌本土诗人的诗作，著名者有《敦煌廿咏》《白雀歌》《龙泉神剑歌》等。例如《龙泉神剑歌》是敦煌文学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诗中描写了金山国抗击回鹘的战事，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尽管敦煌本土诗人留下来的作品不多，但这首超过千字的长篇歌行，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也从一个侧面透露出敦煌诗歌的繁盛状况。
其二，吐鲁番文书：丝路重镇的唐诗印记
新世纪吐鲁番写本文献涉及唐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研究唐代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文学艺术、民风世俗得以凭借的最为原始的材料。新出吐鲁番文献中还有不少唐代类书的残片，这些写本残片大多是遗佚的类书片断，也是研究唐代学术与文学关系珍贵材料。朱玉麒先生将这些残片定义为“碎片模式”，而这碎片模式在中国文学史新范式的创立中，便具有了不容忽视的价值。就唐诗而言，新出土的吐鲁番文书是现在可以见到的最为原始的唐诗印记。而其价值不仅在于创作本身，还在于诗歌传播的意义，这一传播是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纽带。这主要体现在岑参在吐鲁番文书中的材料。在阿斯塔那墓506号墓出土的《唐天宝十三—十四载交河郡长行坊支贮马料文卷》中，其中有关岑参的直接资料有两条。这两则材料，以及有关岑参诗中的人名、地名等材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原始文献。
胡可先教授认为结合岑参诗、吐鲁番出土文书以及相关地志相印证，能够更好地落实诗歌所表现的地理因素，更好地研究人物、时间、空间与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
其三，安西四镇：西域唐诗的边缘活力
在唐代的繁盛时期，中央和地方以至边疆，一直处于交融的状态，作为中央的中原地区，尤其是政治、经济、文学核心的长安，体现了文化凝聚的特征，而这样的文化凝聚并不是局部的和单向度的，而是全局的和辐射状的，核心地区以外的边缘活力与文化中心也形成交融和碰撞，因此，唐代文学史研究既要注重核心地区的文化凝聚，也要激发中心以外的边缘活力。在边缘活力促进唐诗的发生与传播方面，安西四镇是非常典型的。接着胡可先教授一一列举其影响力：
第一，龟兹。在唐代，龟兹是安西四镇的首要重镇，是音乐与佛教兴盛之地，相关的音乐与舞蹈直接融注于唐诗之中，使得唐代的乐府诗与声诗盛况空前。
第二，碎叶。作为丝绸之路北、中、南三道集结的交通要冲，碎叶城与唐诗的关系极为密切。首先，在碎叶城开始建筑并确定为安西四镇之一的时候，骆宾王就是第一个从军并在碎叶城留下诗作的诗人。其次，大诗人李白出生于碎叶城是研究安西四镇与唐诗关系的最为典型的实例，其家世的影响与童年西域的经历，胡风和胡气在他的诗中留下了很深的烙印，这就是诗中呈现出浓厚的西域文化色彩。值得重视的是，李白因为与碎叶城的渊源，使得他对于西域的一些独特语言具有较深的了解，他懂得当时的“月支语”。
第三，于阗。与龟兹和碎叶相比，安西四镇中于阗和疏勒所留下的唐代文学印记较少。但因为唐代开国时即奉行“胡、越一家”的立国方针，兼顾了唐代政治、社会与文化开放兼融的特性，作为安西四镇之一的于阗，也会进入唐代诗人的视野。首先，《于阗采花》之古乐府曲。其次，唐代科举考试的省试诗当中对于阗典故的运用。最后，唐人诗作中以于阗的风物进行衬托。
第四，疏勒。作为汉初三十六古国之一，疏勒是古丝绸之路中道和南道的汇合点，中西文化交流的重镇。其与唐诗的关系，主要是从军边塞诗人的描写以及对于汉代有关疏勒典故的运用。
其四，西域文化融入长安的唐诗书写
唐太宗于贞观中击败东突厥后，将亡国后的突厥贵族迁移到长安，甚至还给一些贵族做官。长安居住着众多的西域人口，这使得文化交流与融合成为常态。西域文化在长安的盛行，在很多方面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居住在长安的西域人也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而逐渐华化。胡可先教授选取了与唐诗密切相关的音乐、舞蹈、妆饰进行了讨论。首先，中原音乐与西域音乐融合，促进了唐代音乐的发展与变化。其次，中古以来，西域的舞蹈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原，到了唐代，长安的西域舞蹈已经十分繁盛。而在诸多舞蹈之中，以《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最为著名。再者，西域的妆饰在唐代流行于长安。
最后，胡可先教授总结道：可以考察的能够表现唐诗的丝路重镇者还有很多，就目前中国境内而言，北庭故城留下的诗歌多达数百首，张掖、酒泉、固原、哈密都是值得进一步考察的重镇；就中国境外而言，四镇之一的碎叶已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极为著名的撒马尔罕作为草原丝路的心脏，唐代与此有着密切的交流，是研究唐诗所应关注的重要节点，还有就像唐高宗时期护送波斯王子一路经过的区域，所经行的丝路重镇，也无不或多或少地受到唐诗抑或唐代文化的影响。因此，对于展开丝绸之路上西域重镇与唐诗发展关系的研究，以至于进一步开展中古文学的研究，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评 议 环 节
陶然教授：胡可先教授的讲演，进一步的将大家对于西域的向往，落实到了西域与唐诗繁荣的主题上。唐诗之路作为近年来很热门的概念，为大家所熟悉。
目前学术界较为关注、研究较为深入的是浙东唐诗之路，但是唐诗之路远远不只是存在于浙东唐诗之路，陶然教授例举了从长安进入四川的蜀道、成都至江陵、岳阳、江州乃至长江下游地区的长江水道，也是一条重要的唐诗之路。而胡可先教授今天提到的从长安到西域乃至域外的丝绸之路，更是一条重要的唐诗之路。从文化传播与交汇的层面上来说，西域的唐诗之路比浙东的唐诗之路更为重要。因为西域的唐诗之路的地域节点更为丰富，其呈现的文化多元化的程度更为明显，对唐代整体的文化建构作用更为深刻。
胡可先教授本次的讲演加深了大家对于西域和唐代文学的重要作用的认识。胡可先教授的讲演主要围绕敦煌唐诗的多元融合、吐鲁番文书、安西四镇以及西域文化融入长安的唐诗书写四个方面展开。
胡可先教授的讲演是侧重于敦煌写本的文学意义与价值。例如敦煌残卷中对于李白诗歌的讨论等。更为重要的是，抉发出敦煌本土诗人的创作情况，这方面是鲜少有人研究的。对于吐鲁番文书中涉及的唐诗，则是从诗歌传播的角度切入，以岑参诗为例，揭示出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关联。这体现出了融合性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关于安西四镇，胡可先教授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核心地域的文化凝聚与边缘地区的文化活力问题，结合安西四镇在唐代文化地位的实际考察，有力的论证了唐代文化的实际生态以及传播模式。西域文化融入长安，也是这种生态模式的另一方向，有助于大家思考唐帝国的文化版图的结构和深层的形成机制。
作为唐代文学研究的佼佼者，胡可先教授本次的演讲即是他近年来学术成果的简略的反映。在思路的开拓性、思考的缜密性、思想的丰富性等方面，给予了听众很大的启发。其综合运用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文物与文本相结合，以发觉其文化信息的研究质性，给予了听众深刻的印象。
最后，陶然教授指出，“西域”这样一个名词、符号对于唐代乃至后世的观察者来说，是有着两层含义的，其一，实际的西域，即历史上唐代实际存在的西域；其二，想象中的西域，即构建的西域。在唐代，有很多诗人从未去过西域，但是也留下有关西域的诗歌。这些也同样是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汇的产物，也是观察这种交汇的切入点。本次胡可先教授的讲演涉及的层面多是在实际的西域，期待胡可先教授对于想象中西域的研究。
胡可先教授回应：实际的西域与想象中的西域是两个同样重要的唐人的空间，作为学界研究也是都是值得开拓的领域。本次的讲演着重讲是多是指实际的西域，但是在提及的诗句中，例如王昌龄中的碎叶就是想象中的西域。另外，唐诗中的西域在陷入吐部之前，是以现实中的西域为主，兼具一些想象。在安史之乱之后，西域受到吐部的影响，与中原隔绝。除了归义军的人，很多诗人诗中的西域，都是想象中的西域。想象中的西域的研究空间和开拓程度也是很大的，甚至于影响到后代诗人，例如陆游之“尚思为国戍轮台”（《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曲景毅副教授补充：想象中的西域一直延续到现在，读唐诗中的西域，是一种理解西域的好的方式。
提 问 环 节
1. 观众：唐代墓葬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关系？
胡可先教授回应：近期研究的课题与之相关，但是多与文学和文化有关，墓葬较少。墓葬文化中的墓志，是记录。墓志即是一种文学的研究，是传记文学。集中研究诗人的墓志，例如中华书局出版的《出土文献与唐代诗学研究》。其次，是集中家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唐代墓葬的很大特点是聚族而葬，唐代基本还是贵族社会，大的姓氏出土的墓志，一个家族可以有很多的墓志，可以推进家族文学的研究，从家族层面建构一个文学史。
墓葬文化涉及到当时的文化、地域的层面，研究墓葬的体制、制度、风俗这对于研究文学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通过墓葬的发掘，可以看到墓葬中的壁画等艺术，这个映照的文化上，可以看出唐代恢弘的气象。再次，挽歌、悼亡。结合墓葬文化，结合唐人“葬”的信仰，看出唐代写挽歌时对主人的哀悼与赞颂。最后，将墓葬的习俗与唐诗结合，更可以有实际方面的研究。
曲景毅副教授回应：胡可先老师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唐代诗人墓志汇编》非常有参考价值。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21年出版
2. 观众：想要创建元朝秘史的应用程序，目前只有1936年顾广圻顾校本的《元朝秘史》，想请问关于手稿的找寻方式？
胡可先教授回应：手稿也是写本，写本和出土文献中的写本不完全一样。手稿只有一件，建议根据线索，抽丝剥茧、层层追踪。
曲景毅副教授补充：或许可以从王国维《蒙古史料四种》里面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3. 观众：在唐代墓志中有提到工艺，那么，在唐诗的研究中有没有手工艺的提及？我关注到墓志中的纹饰研究，发现墓志中关于手工艺的研究慢慢浮出水面。关于唐代手工艺美术方面研究？
胡可先教授回应：墓志里面具体的东西在唐诗中很少提及。但是墓志中提到的东西，不一定反映在文献中。另外，找到直接的资料比较难。现阶段唐诗研究中涉及手工艺的研究较少。出土的墓志，从考古、历史、艺术的方面研究的成果多于文学。有关墓志的手工艺研究很好，每个墓志基本都有花刻。近期关注到有关昭陵墓志的纹饰研究书籍，值得借鉴。但总体上，研究的成果与出土的文献不成比例。
4.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林琳：1.在西域与唐诗文化的双向文化交汇过程中，您对唐诗的接受有什么看法？2.唐诗的繁荣对西域的本土诗人有什么影响？3.敦煌诗集残卷中李白的诗歌最多，是不是和李白本身浓厚的胡风胡气有关？
胡可先教授回应：对于西域对唐诗的接受，第一，唐诗的繁荣与其快速传播息息相关。这也涉及到影响力方面。在吐鲁番文献中，唐玄宗的诗歌在残卷中找到，这体现出了唐诗对西域的影响力很大。第二，西域对唐诗的接受是全方位、全过程的。从教育初期就施行了，例如在教育孩童的时候，就开始学些唐诗，包括中古诗歌。由于李白有西域的经历，受胡风胡气影响很大。另外，这也和诗人自身影响力有关。留在敦煌写本中较多的诗人，例如李白、高适、岑参，应该是与西域文化和影响力相关。能在敦煌、吐鲁番写本中留下作品这其中的偶然性也是存在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比例谁轻谁重是可以讨论的。
曲景毅副教授回应：后世西域的人在学习传抄唐诗时，涉及到风物是西域的东西，是熟悉的事物，更加有感。另外，在敦煌残卷、吐鲁番文书中记载的唐诗多和盛唐大诗人相关，长篇歌行体的创作和胡风胡气有没有某种关联？
胡可先教授补充：是的，歌行体特别多，一直到韦庄《秦妇吟》都与长诗有关，是值得开拓的课题。
纪要整理：戴倩倩
中华文学与文化在南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