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暨中華語言文化中心聯合舉辦的“南大中華文學與文化”線上系列講座第十場於新加坡/北京時間2022年1月29日9:30-11:30，美東時間2022年1月28日20:30-22:30在ZOOM平臺舉行，共吸引了127位線上聽眾參與。這次我們特別邀請到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員劉苑如教授擔任主講嘉賓。劉教授曾任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研究所訪問學者（2003）、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2005-2006），布爾富萊特資深訪問學者（2016-2017）。主要研究方向為魏晉南北朝小說、中古傳記與遊記、古籍輯佚與出版、數位人文研究。葉德輝研究著作有Weisheng: On Western Medicine and Other Ancient Text Edited and Printed By Ye Dehui,〈地獄版權：葉德輝印經因緣考〉、〈天化與人化──葉德輝星命學的知識建構與時代性〉、〈從品鑑到借鑑──葉德輝輯刻《山公啟事》與閱讀〉和〈題名、輯佚與復原——《玄中記》的異世界構想〉等。評議嘉賓為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員、副所長楊玉成。主持人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長聘副教授衣若芬。
講 座 內 容
講座主要通過對葉德輝生平介紹，與其兼具收藏家與出版者兩種身份的剖析，以影宋本《南嶽總勝集》、《晉唐楷帖》和《藝苑留真》為例，探討三種善本書生成流通的生命史，以及葉德輝如何賦予複製藏品價值，其人生軌跡又是如何與出版事業緊密勾連在一起。
編者註：葉德輝（1864-1927），字煥彬，號郋園、直山，自署麗廔主人、避兵先生、朱亭山民，祖籍江蘇吳縣，清道咸間遷居湖南湘潭。光緒十八年壬辰科進士，科考後欽點為吏部主事，後因與部員論事不合，乞養還籍。此後則以圖書相伴，一心蒐購典籍、讀書著述與校勘出版。（引自https://yeah-dehuei.litphil.sinica.edu.tw/#/person_desp）
晚清民初，西方照相印刷技術在善本書、碑帖和古畫複製方面應用日趨廣泛，並促進了由影刻、石印到珂羅版印刷的技術革新，影像更為逼真。然而，精密的複製技術究竟是帶來文化的增值？還是如班雅明所預測的靈光（Aura）消逝？另一方面來說，技術不僅與物的生產和創造密切相關，同時也影響人類生存的方式，規範使用者的行為，是否隨之構建出原來沒有的人生情境與抉擇，形塑不同的思想？從這兩個問題意識出發，劉教授以影宋本《南嶽總勝集》、《晉唐楷帖》和《藝苑留真》為例，分三個維度來具體論述。一，探討三種善本書生成流通的生命史。二，分析葉德輝如何賦予複製藏品價值。三，出版事業如何銘刻葉德輝的一生。
首先，劉教授論述了葉德輝複雜、多姿而充滿爭議性的三種面貌。其一，作為一名成功的出版士人，葉德輝秉持明清以降的儒商傳統，取得進士功名後返鄉經商，同時致力於收藏、輯佚、校書、編目等出版實踐，被章太炎譽為“讀書種子”。其二，葉德輝少好綺游，亦嗜梨園，曾輯刻《性學叢書》和青樓女子詩文集，並以孔教守護者自居，反對維新，故而被立憲派和革命黨人視為保守派，因諷刺農民運動被捕遭槍決。其三，葉德輝生於富貴之家又少年及第，春風得意，夜夜笙歌，但是其貌寢，因出過天花被譏為[葉麻子]，操湘音而難為雅辭。
劉教授指出，就書籍史研究的學術傳統而言，多以書籍形式、編纂背景與過程，以及書籍流通等多個面向为主，但书籍内容仍应是其灵魂。劉教授引用Igor Kopytoff (1930-1955)在“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 Commoditization as Process”中關於不同文化情境中物品價值轉換的闡述說明，書籍的價值深受政治、權力的影響。葉德輝以傳古為己任，自1892年至1927年，共刻書157種。其中1911年和1916年是葉氏刻書的兩個高峰，分別為其避難上海和長住蘇州的年份，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其刻書活動亦是生命軌跡的反映。葉氏在避亂山中，回顧其刻書生涯時以《山中十憶詩·憶藏板》寄意：
半生校刻頗辛勤，略代傳鈔續舊聞。唐末膠泥留韋集，蜀中銅範鑄韓文。屢經掃葉疑存兩，卻恐煎茶買論斤。印本流傳猶未遍，走能不脛重煩君。
頷聯強調的“膠泥”、“銅範”等活字印刷術，是中國傳統雕版印刷普遍使用的技術。儘管其時西式活字印刷已引入中國，對葉氏而言，傳統的膠泥活字與銅活字依然不可替代。
接下來，劉教授以影宋本《南嶽總勝集》、《晉唐楷帖》和《藝苑留真》為例，探討三種善本的前世今生。
影寫宋刊《南嶽總勝集》共三卷，道士陳田夫編撰，底本為清末政治家、金石學家、收藏家端方所贈。明清士人嗜宋元版本之風盛行，加之此書久無傳刻，存量稀少，重印兼具學術價值和市場價值。且葉德輝原籍湖南，此舉無疑也有發揚鄉邦文化的意涵在內。該本出自當時長沙名刻工艾作霖之手，不僅保留宋本行款，亦如實呈現宋諱缺筆及缺文墨塊，將誤字以別紙附於卷末，並且全書採用名貴的日本繭紙，足可窺見葉氏嚴謹的治學態度和對此書的重視程度。
商務印書館石印本《晉唐楷帖》底本為明人章氏墨池堂藏本，又名《宋拓晉唐楷帖八種》，共三十頁，民國八年（1919）十月初版，後多次再版，目前所見最晚為民國三十年（1941）第六版。葉氏好碑帖，曾著《遊藝卮言》，探討收藏書畫碑帖之法。葉氏所藏碑帖，舊為道州何焯所藏，頁間鑒藏印章與題跋，兼具書學價值與史料價值，彌足珍貴。此帖出版之時，坊間已有臨川李宗瀚（1769-1831）藏越州石氏本，以珂羅版影印。故葉氏增加了〈再跋〉，比較版本異同，重申優勢所在。從印刷技術的角度比較，石印之法有其天然優勢，如葉氏在其《書林餘話》下卷中所言：
海通而後，遠西石印之法，流入中原，好事者取一二宋本書照印流傳，形神逼肖。較之影寫付刻者，既不費校讎之日力，尤不致摹刻之遲延。藝術之能事，未有過於此者。
此善本的流通也是葉氏自薦之功。1916年著名江西派詩人、畫家夏敬觀（1875-1953）擔任涵芬樓撰述，葉氏去信推薦此善本，並提供自家藏品照相，終於在1919年由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此外，據劉教授考證，葉氏積極推銷藏品出版，可能與其需要資金周轉以維持長沙刻書有關。
珂羅版《藝苑留真》三集，第四集僅存目錄。收錄葉氏家藏山水人物、翎毛花卉、籀篆行草之中堂立軸、屏條直幅等共12幅。俞守己集印，蘇州藝苑留真社印刷，上海交通圖書館1917年發行。劉教授概括其版本稀珍之處在於，葉氏借鑒楊守敬《留真譜》的創意，改雕版印刷為照相製版珂羅印刷，色彩更為細膩，更富層次感。此外，該善本題跋中，葉氏共引述了27種古今畫論，每幅畫旁附有葉氏手書題跋縮小照片。值得一提的是，在該善本序言中，葉氏保存國粹的憂患意識表露無疑：
近二十年，海東海西各國喜收中國古書畫，一時雲起飈舉。凡唐宋以來橫卷立幅，每歲流出外洋者，其數不可知。然聞各國大小圖書館、博物院，無不陳設吾國古書籍、字畫數種或十數種不等。吾國二千年之名蹟，一旦盡以供外人之取求，宜乎自石渠、天祿及南北二三收藏家所存留外，無寸縑片楮之孑遺矣。
劉教授指出，從藏品到國粹的價值轉換，顯示葉氏既是順應市場所需，亦是對保存國寶的時代任務的響應，但是終究起步太晚，资本不足。而1919又遣散刻工，改采包工，湘鄂雕版印刷荣景亦随之告终。选取上述三个善本，既可窥见叶氏刻书事业由盛转衰的过程，亦足见中国近代印刷转型的历程。
接下來，劉教授探討了葉氏複製古籍所體現的文化增值策略。班雅明用“靈光”比喻每一個藝術藏品的本質特征。通過分析晚清民初的月薪與善本書籍消費比例，劉教授認為，為實現复制本價值的止跌回升，書商往往採取的顯性措施如追溯源流、擴大影響，隱性措施如名人加持，執照話題等文化增值策略，並通過對上述三個善本序跋的文本細讀等具體闡釋了這些策略的體現。此外，葉氏還運用了限量出版、同類產本比較等加碼策略以提升版本的價值。
在結論部分，劉教授歸納到葉氏身兼收藏家、鑒賞家與出版家多重身份，同時參與了文物價值貶值與增值的過程，其名字本身就具有品牌效應。葉氏恰逢影刻到平板印書的技術革命以及帝國到民國的體制轉變，其作為儒者的文化責任感和作為商人的敏銳性，促使他擁抱新技術，開發藏品的文化價值。晚清民初從影刻、石印到珂羅版印刷的轉變，也體現了中西文化交流下知識和分類方式的移動，從而提供了觀照中國現代性的另一種角度。
評 議 環 節
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員、副所長楊玉成教授在評議環節稱讚劉教授的演講精彩、生動而具有啟發性。印刷方式、國族危機與美學問題的交織，其實也是一個現代性的問題。將葉德輝放置於此新的脈絡下考察，很有意義。楊教授對為什麼選擇影刻本做了進一步的闡釋。影刻雖然古已有之，自乾嘉以來才開始興盛，從文化史的角度而言，這個追溯體現著更龐大的文化變遷。重刻和影刻是有區別的，影刻包括原本的物質形式，而非內容的校正和重新編排，故其缺點也甚為明顯，是“複製的複製”。雕版印刷可視為手工藝品，需要精工細作，定位遠高過活字印刷。活字印刷適用於少量印數，自清中葉武英殿本後，活字印刷日漸式微，其後的復興跟人口增長與印書需求的增加有關。石刻法帖有著藝術上的需求，本身也是一種印刷方式，面臨著本土傳統的堅守與外來新技術衝擊的困境。石印的方法類似於雕版印刷，但是排版方式迥異，其復興跟《四部叢刊》有關，因為在複製原本的物質形式方面具有不可比擬的優勢。此外，楊教授對《南嶽總勝集》序文提出一些質疑，認為孫星衍乃依據阮元的抄本，與葉氏所用的每行二十字的宋刻本並不相同，字體也並非匠人宋體。關於楊守敬致繆荃孫的信箚，楊教授作出了不同的解讀。楊守敬意在說明，名人題跋可以增加書畫的聲價，故刻本流傳越廣，原本價值越高。古書的古董化（或曰商業化）是國族危機和古文沒落的產物，反而導致了原本價格的暴增。最後，楊教授通過對比分析，認為影寫宋刊《南嶽總勝集》定價十圓不太符合史實。
劉教授基本上都同意楊教授的指正和補充，孫本與葉本所採用的《南嶽總勝集》底本應有所不同。而楊守敬提及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隨莫友芝《說文解字木部箋異》的出版，由三千金提升為五千金，確實是透過知識的流通保存，使真跡的增值的例子，但莫氏對於真跡的箋注加工，對莫本本身也有增值之效。至於書價固然隨時代、刻工、頁數、用紙和印數等因素，而有不同定價；而影寫宋刊《南嶽總勝集》定價主要參考葉德輝〈致夏敬觀二〉一文而推測，未知絕不可能的十圓根據何在？
問 答 環 節
觀眾：印刷技術轉型的決定要素有哪些？
劉教授認為，需求是主要的原因。在民國之後，古籍的需求日漸式微，印刷也逐漸減少。另外有聽眾好奇劉教授選取葉德輝作為研究對象的機緣。劉教授回應道，研究六朝小說離不開輯佚，由此與精通校勘、輯佚的葉德輝結緣。
主持人衣若芬教授在總結中概述了研究葉德輝與三種善本的意義所在。衣教授指出，現在的古典文學研究，除了傳統的目錄學、版本學之外，延展出人文與科技兩個新的方向。如何在傳統學術研究的基礎上，結合二者加以發揮，同時呼應學界新的問題意識和需求，劉教授的演講作出了很好的示範。在人文方面，所謂「知人論世」，從葉德輝個人的三種面相切入，將其為人處事與對出版和學術的貢獻聯繫起來；在技術方面，劉教授通過對三種善本印刷過程的細緻分析，闡述了在西方新型印刷技術傳入的背景下，葉氏對傳統與現代的兼收並蓄，同時，科技的進步也促進了知識的再生產。今天的演講也生動地展示了傳統的學術研究與現代科技的結合所開闢的新的研究方向。衣教授亦特別強調，此種文化趣味和藏品復刻實興起於清中葉，如她所研究的清代著名書法家、金石學家、收藏家翁方綱，也購得宋嘉定六年淮東倉曹刻本《施顧注蘇東坡先生詩》，留下最多題記和鈐印，畢生珍藏。
劉教授的大作將發表於《南洋中華文學與文化學報》第二期，敬請期待。
由劉教授主持的「葉德輝藏書閣——清末民初文人的知識圖譜平台」於2021年10月正式上線，詳情可參閱網址：https://www.litphil.sinica.edu.tw/news/20211004-01
纪要整理：罗必明
中华文学与文化在南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