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纪要|从刘向到刘勰:在时空动态中认识刘勰之“宗经”观

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暨中华语言文化中心联合举办的“南大中华文学与文化”线上系列讲座第十二场于新加坡/北京时间2022年3月26日9:30-11:30,美东夏令时间2022年3月25日20:30-22:30在ZOOM平台举行。本次的讲题为《从刘向到刘勰:在时空动态中认识刘勰之“宗经”观》,主讲嘉宾为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汪春泓教授,评议嘉宾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姚爱斌教授,主持人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曲景毅长聘副教授。本次讲座吸引了来自海内外的189名听众出席,在问答环节,不少听众踊跃提问,汪教授予以详尽、细致的解答。

讲 座 内 容

汪春泓教授研究《文心雕龙》多年。讲座伊始,汪教授向听众特别是中文专业的学生荐读《文心雕龙》,他认为是书堪称“空前绝后”,以刘勰阅读面之广,《文心雕龙》内容之体大虑周,以及是书对骈文的娴熟运用,均值得后人敬畏。随后,汪教授以其新近学术思考为基础,考镜源流,辨章学术,探察刘勰于《文心雕龙》中呈现的“宗经”观念。

主讲嘉宾汪春泓教授

一、时间概念:刘勰宗经史家意识与向、歆崇儒“于道最为高”之借鉴

汪教授指出刘勰对刘向、刘歆父子甚为敬佩,这一方面得益于向、歆父子系目录学的奠基者,另一方面植根于刘勰的血脉渊源。刘勰先祖可以上溯至汉齐悼惠王刘肥,刘肥是汉高祖之子,而向、歆父子则是高祖弟楚元王刘交之后人。刘向、刘歆治目录学的成果是《别录》与《七略》,班固将二书一并汇入《汉书·艺文志》(以下称《汉志》)。汪教授进而说明《文心雕龙》渊源有自,是书祖述《汉志》义脉,受《汉志》规训,尤其重视刘向学说,《文心雕龙·时序》篇云:

自元暨成,降意图籍,美玉屑之谭,清金马之路,子云锐思于千首,子政雠校于六艺,亦已美矣。

所谓“子政雠校于六艺”,即标举《七略》之《六艺略》。班固撰著《汉志》时将《七略》之《辑略》拆散转录为每类目录后之小序,故《七略》于《汉志》中呈现为《六略》。《六略》以《六艺略》为首,汪教授就此指出,《六略》排列并非平行关系,相对于《诸子略》、《诗赋略》等,《六艺略》高踞于俯瞰、统摄之地位。《六艺略》著录儒家经典,其余各“略”实从属于此,《诸子略》评价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此论即确立了《五经》的至尊地位。这是刘勰“宗经”的先声。《诸子略》亦对西汉出现“辟儒”现象提出了批评:

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浸衰,此辟儒之患。

刘向、刘歆父子有感于当下儒学之弊,针砭辟儒之患,意欲恢复孔子的儒学。这是从儒学生发的历史过程来看待儒学,凸显了时间观念。

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刘勰对刘向、刘歆的踵武既见于《文心雕龙》的体例,也见于其思想内涵。汪教授征引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指出,梁代僧佑的《出三藏记集》即仿自《七略》,与《汉志》同出一系。而刘勰为僧佑弟子,跟随僧佑整理佛教图书,因此,刘勰得以受到“区别部类,录而序之”的学术训练,这与刘向、刘歆《别录》、《七略》的编撰异曲同工,刘勰亦由此悟及《汉志》所涉学派、人物、著作之叙述。《文心雕龙·序志》自述是书体例:“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此种体例与《汉志》高度一致。《文心雕龙》中文体论的二十篇一以贯之地贯彻了刘勰的宗经理念,其体例、思路大体上祖述《汉志》,如纪昀评《文心雕龙》,关于《颂赞》之评点有“ 此颂之本始。”“此颂之渐变”、“此颂体之初成”、“此变体之弊”、“此后世通行之格”等等,这种勾勒“文体小史”的方式——即从时间先后审视某文体代表性作家作品的描述,其编撰体例和研究方法是源出于《汉志》的。

《诸子略》评儒家“于道最为高”,汪教授认为此处“道”的思想内涵值得探析。长期以来,学者对此意见林立,但谬见颇多。汪教授细考《文心雕龙》文本,征引《原道》中“此盖道之文也”、“自然之道也”等语句,结合《文心雕龙》系探讨“文义”之著作。汪教授得出结论,上述所谓“道”主要指人文、文章之宗主、源头之谓也,和经义、思想则不可同日而语。回溯至刘向、刘歆的儒学观念,其实二人并不故步自封,其儒学观念有着包容的一面。汪教授指出刘向、刘歆推崇以《淮南子》为代表的杂家,顺应了春秋战国以来儒家与诸子各家相互融合的进程。尊儒并无害刘向于九流十家之兼包并蓄,而六艺和诸子取长补短,正是刘向、刘歆心折于杂家的认识观、世界观使然。否则宗经便沦为抱残守缺、固步自封之陋见。刘勰对刘向、刘歆的儒学观念深有体认,《文心雕龙•附会》篇云:

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干,是以附辞会义,务总纲领,驱万涂于同归,贞百虑于一致,使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乖,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

据此足证刘勰深悟思想、学术会通之理。加之刘勰所属莒人刘氏这一支与道教 “灵宝派”(在天师道及江南固有神仙道教基础上发展而成)似颇有不解之缘,更兼佛教的滋养,因此刘勰的“道”论更具有杂家性质,这是今人需要重新体认的。

汪教授提出了“文章宗经”的观念,讲座进而谈及刘勰的“宗经”在于契合《五经》的写作典范,写作即关涉如何遣词造句的问题,刘勰认为《五经》所提供书写经验乃不可企及古代范本,各体文章也须回溯至《五经》叙事、抒情、论述等时空语境。至于人的思想、学说,刘勰并不囿于《五经》这类儒家经典,在佛学的刺激下,刘勰有着非意必故我的宏通。

文章宗经之核心当倾注于字、词、句之雅驯,汪教授征引《史记·儒林列传》所述公孙弘预设“文章尔雅,训辞深厚”之公文标准指出,此即为文章宗经所展现之风貌。刘勰对西汉文章甚为欣赏,《文心雕龙·通变》批评南朝时人“多略汉篇,师范宋集”,他认为西汉文章植根于文学家对小学的掌握与精通,所谓“鸿笔之徒,莫不洞晓”,如此文章自能雅驯。刘勰激赏于前汉文宗经之楷式,自然痛惜宋集存在失范之讹滥。汪教授指出刘勰极具史家之通识,也本着“沿波讨源”、“原始要终”之史学眼光来梳理事物,即彰显时间概念为文章学研究提供“慎终追远”之线索。

接着,汪教授以《文心雕龙》文体论的篇章为例,分析刘勰从宗经的角度对不同文体的溯源。汪教授认为,五经中与文体对应最为明确者是《诗经》。刘勰颇重《诗经》,《文心雕龙》文体论首列《明诗》、《乐府》、《诠赋》、《颂赞》,这与《汉志》确立《诗》至诗赋略的线性承传关系桴鼓相应。汪教授细考上述四篇文体论及《明道》、《辨骚》等篇,均能发现刘勰遵照时间线索来述流变,并阐述宗经之意图,即《毛诗大序》之六义、四始的概念成为约束四体的规范的关键词,否则犹如马脱缰绳,会偏离尊体,即诗经之轨辙。至于《易》《书》《礼》《春秋》与其各自衍生文体之对应关系,刘勰仅作宏观厘定,不若考察《诗经》那般细致。

刘勰踵武刘向、刘歆,但汪教授亦独出机杼地认为刘勰与向、歆实有歧见,比如刘氏父子以阴阳灾异之说为宫斗之锐器,东汉谶纬之学对此多有继承。但刘勰对谶纬之学多有质疑,他认同扬雄意见,要廓清缭绕于《五经》的云雾,就是回复孔子问礼于老子时期的儒家,而非末流殃及源头被篡改的经学。在学术和政治之际,刘勰属于学术宗经之一派,此也吻合时代学术之趋势。

二、空间意识:刘勰宗经与北南自然、人文地理差异之关系

汪教授认为《汉书》除了《艺文志》,其《地理志》也影响刘勰区域文化观。《地理志》主要辑录刘向、刘歆之撰述,刘氏父子的地理知识堪称渊博,如《诗赋略》谈到乐府机构采集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缕述南北各地歌诗及篇数,《文心雕龙·章表》篇曰:“按《七略》《艺文》,谣咏必录。”则涉猎横向空间之区域性差异。汪教授表示北南文化之不同,自古以来就为士人所关注。而刘向、刘歆身为楚元王后人,《地理志》描写楚地“信巫鬼,重淫祀”之文化特征,故而,《汉志》云:“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在屈原前特意标示其楚臣之身份,而孙卿(即荀子)则无,此都凸显楚文化存在与北方中原齐鲁等地文化不同步之的特点。

刘勰对地域文化深有体认,《文心雕龙·时序》篇:“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文心雕龙·明诗》篇:“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刘勰十分关注诞生《离骚》的楚文化特质。从区域文化差异来看文章之学。汪教授指出,刘勰对屈《骚》之态度十分微妙,以 《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是由经向文章过渡之津梁,然因其难免残存“非我族类”楚文化因子,又与北方文化传统或人文气象相映成趣,在南北文学对峙之宋齐时期,刘勰所不满的文弊种种,似与之难脱因缘。

作为永嘉南渡一百五十多年之后出生之北人后代,刘勰属于文化上“毋忘在莒”的典型人物。汪教授征引《文心雕龙·序志》篇中的一句话详加考述:

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

汪教授认为此句颇为有趣,所谓“随仲尼而南行”,即刘勰仍将自己视为北方人(刘勰为东莞莒县,即今山东莒县人),而不是所居地京口(今江苏镇江)人,如刘勰视己为南方人,则当谓梦“迎”仲尼而南“来”,绝非梦随仲尼而南行。在京口莒人聚居,以及处于尚门阀、重谱牒的晋宋社会环境中,无不强化刘勰身为莒人之后的乡邦意识。而所谓“丹漆礼器”,则更有振兴南朝儒学之意蕴含其中。彼时,南方文风多承楚《骚》而尚“奇”。汪教授认为刘勰面对南方文化环境,自视如文翁,担负着教化南人之使命。此教化职责主要是引导文章之学,力挽文体解散、语言浮诡等恶习。刘勰鄙夷“近代”、“晋宋”之新奇、轻靡文风,刘勰要令之回复到经典、尊体之正轨,也就是以北方文章传统之典雅来阻遏南方不正文风之蔓延。

三、余论:范注《原道》篇忽略《汉志》之失

范文澜先生的《文心雕龙注》是“龙学”领域扛鼎之作,但汪教授认为此著白璧微瑕。范文澜先生尚未精确揭示《文心雕龙》与《汉志》之间血脉相连之渊源关系。

汪教授以《原道》篇为例,认为《原道》其实是对《汉志》的一种改写,并非刘勰的一度创作。比对《汉志》中《六艺略》对《易》、《书》、《诗》等典籍的总结,可知刘勰步趋《汉志》,如影随形。刘勰是按照儒家圣人谱系来记叙人文之进程,他显然櫽括《汉志》上述资料,显示极强之概括能力。范文澜先生得注对刘勰借鉴刘向、刘歆交代不清,是一失误。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评 议 环 节
 评议嘉宾姚爱斌教授

本场讲座的评议人姚爱斌教授对龙学亦深有研究,著有专书《文心雕龙诗学范式研究》,已发表十多篇《文心雕龙》研究论文。姚教授对汪教授此次讲座所体现的学术根柢、眼光和功夫都颇为赞赏。他首先指出汪教授在汉代史学和传统文学理论批评两个领域皆学殖深厚。汪教授一方面长期精研汉代史学,熟稔汉史三书《史记》《汉书》和《后汉书》,在多年前即出版了《史汉研究》一书,其中收录的《论刘向、刘歆和<汉书>之关系》《论<汉书·古今人表>与<汉书·艺文志>》等论文,即已发今日讲座之先声,另一方面自硕博阶段至今,汪教授皆以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研究和教学为主业,即就其“龙学”成果来看,在《文心雕龙研究史》《文心雕龙的传播和影响》等专著之外,尚有数十篇相关论文见于诸多权威学刊。讲座还体现了颇为宏阔的历史眼光和学术视野,其以时间与空间为认识框架对《文心雕龙》进行考察,“从时间觇波澜,从空间鉴盛衰”,将刘勰宗经观念与《汉志》之间遥远而清晰的传承关系呈现出来。另外从功夫上看,汪教授在讲座中以向、歆之学及《汉志》与刘勰《文心雕龙》之间的跨时空遥接为主线,又旁及淮南王刘安、董仲舒、扬雄、王充、僧祐、钟嵘等两汉六朝人物与典籍,大量引证罕见使用的一手文献,并能对这些史料之间的历史经纬洞幽烛微。

职是之故,汪教授的讲座于刘勰宗经思想与向、歆之学及《汉志》的关系多有具体发明。其一是从思想史层面为刘勰返本宗经的论文立场提挈纲领,一窥其中所蕴涵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之周期律,即从第一阶段“删繁就简,返璞归真”的百家争鸣,到第二阶段“缘饰经术,铸范正统”的大一统建设,再到第三阶段“脱落铅华,颠覆名教”的矫枉过正。这一洞见和论断,既有本土学术的丰厚资源,也不乏域外文化的多方借镜(如耶稣新教反求圣经,佛教经量部以阿难为师等),为随后诸多学理层面的发明张目。

其二是在向、歆之学及《汉志》在体例层面对刘勰宗经观的影响也有诸多发明和胜义。讲座先是从宏观视角揭示刘勰《文心雕龙》20篇文体论“原始以表末”这一通例与《汉志》以“六艺”统摄诸子及“九流十家”的高度一致性,指出二者体例都分别呈现了儒学或文体“从滥觞发展至高峰再渐趋下滑的一条曲线”。后文又精细勾连出《汉志》六艺略及《毛诗大序》与刘勰《文心雕龙》分立《明诗》《乐府》两篇这一体例之间的紧密对应关系,指出刘勰《文心》分设《明诗》《乐府》两篇恰与《汉志》六艺略“诗”类结语中的“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两句分别遥相呼应,而《明诗》篇的“诗言志,歌咏言”与《乐府》篇的“声依永,律和声”也正是《毛诗大序》“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的一典两用。

其三是揭橥刘勰《原道》之“道”的“杂家”思想背景,为理解《文心》之“道”提供了另一个背景和视角。关于《文心雕龙·原道》篇之“道”的内涵,学界基本是围绕儒释道三家展开争论并在其中进行取舍。汪教授的讲座首先注意到《文心雕龙》乃是一部研究“文义”即文章学之著作,并藉此明确刘勰所谓“道”也主要是指人文、文章之宗主和源头,而非经义和思想意义上的最高本体。汪教授进而抉发出关于刘勰之“道”一个更切近的学术渊源,即自淮南王刘安以下,中经刘向、刘歆之学,保存于班固《汉志》中的“杂家”(九家十流)思想,其特点是在尊儒的同时又无害于兼包并蓄。此外汪教授又寻绎出刘氏莒人的“天师道”和江南神仙道教背景以及刘勰本人所受的佛教滋养。这些发掘和梳理为理解《原道》篇之“道”提供了更加切近而又超越的视野,得以跳出非此即彼的儒、释、道之争,更准确把握刘勰论文之“道”的杂家性质及其特殊内涵。

其四是从空间维度观照北方《诗经》之雅与南方楚骚之“奇”的关系,并由此明确楚骚之“奇”的整体性质。汪教授在讲座中强调刘勰虽生于、长于江东,却秉承着很强烈自觉的“勿忘在莒”的北方刘氏族人的观念,并以在吴楚之地承传中土儒家正统文化为己任。其视楚骚为“奇”并提出凭雅颂之“正”以驭骚篇“奇”、取风雅之“实”以佩楚骚之“华”的策略,其背后也隐然体现了一种南北空间文化、文学之间的比较、纠偏与平衡的价值立场。讲座还从整体上明确刘勰所论之“奇”乃是以屈原《离骚》为始祖,虽具有丰富美学内涵,但与五经尤其是其中的“雅颂”相比,却属于“次一等美学范畴”。这一富有启发性的解读思路和学理判断,对我们如何理解同时代钟嵘《诗品》之“奇”的特殊内涵也颇有借鉴意义。

问 答 环 节

听众王增宝提问:有研究者如王更生、刘咸炘、刘纲纪等认为《文心雕龙》应归入子书,您如何看待?

汪教授回答:从体例看,《文心雕龙》是一部子书,这是有共识的。

听众徐刚(音):您言及刘勰与杂家关系,我未能完全听懂,可否请汪教授深入阐释?

汪教授回答:刘勰与杂家的关系要推溯至其前代宗亲刘向、刘歆对杂家的推崇,向、歆与更早的淮南王刘安有想通的心理,都对大一统、削藩不甚认同,对杂家的推崇与反对独尊儒术一体两面,杂家是要取得人伦关系、中央与地方政治关系的平衡,九流十家中,向、歆独对杂家不予批评。刘勰对先辈的服膺即建立了他与杂家的关系。

听众王婉君提问:《文心雕龙·通变》之“通”是否可以看作是对经的学习和传承?而“变”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去研究的。

汪教授回答:有学者指出“通变”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继承和发展,“通”主要是对古老的人文谱系、圣贤谱系进行勾勒,有博通之意,王充论衡所言“通儒”概念可供参照。而“变”是指在综合吸纳前人遗产基础上的新变。

听众张金梅提问:《文心雕龙》文体论以《明诗》为首,《文选》则以赋为首,其各自学历逻辑为何?

汪教授回答:萧统于《文选序》中明示,《文选》系依《汉志》以赋为首。刘勰以《明诗》为首,则是由于诗歌更直接地于《诗经》相连。

曲景毅教授补充:看来《汉志》对后世总集、别集的编撰影响甚大,赋在前的集部文献较多。

曲景毅教授提问:您说屈原、宋玉、景差是“布衣抒情”的代表,屈原恐不属于“布衣”,您如何看待。

汪教授回答:先秦诗歌如《左传》所录诗歌,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外交辞令,后来诗歌才回到抒情的本质,这种回归意味着文章学的兴起。屈原固然是楚国贵族官员,但他是宋、景等人文士的身份的渊源,其创作更多地回归到了人性,是布衣抒情的滥觞。

听众林莹提问:宋儒中有如刘勰一般的人吗?和理学家如何区别?

汪教授回答:唐宋以降,谈“文以载道”的道学家或理学家与刘勰有着很大的区别,道学家对文章家的评论是比较苛刻的。刘勰的《原道》欲给文章一个充分的生长空间,而在理学家看来,文学的存在及价值都是值得怀疑的,如由他们来谈文学,文学的发展道路就十分狭窄了。

出席嘉宾与部分观众合影

纪要整理:钱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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