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暨中华语言文化中心联合举办的“南大中华文学与文化”线上系列讲座第十九场于新加坡/北京时间2023年2月4日9:30-11:30，美东时间2022年2月3日20:30-22:30在ZOOM与腾讯双平台举行，共吸引了来自海内外近300位听众出席。本次的讲题为《隋唐典籍之东传盛况与日本古代典籍对隋唐文学研究之价值》，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杜晓勤担任主讲嘉宾，评议嘉宾为日本广岛大学文学研究科准教授陈翀，主持人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长聘副教授、系主任曲景毅。
讲 座 内 容
讲座伊始，杜晓勤教授从讲题的两个主要部分切入，一是隋唐各种典籍东传至日本的繁盛程度，二是大量隋唐东传典籍与日本古代典籍相关文献的保存情况对于隋唐文学研究的价值。
一、日本古代典籍反映的隋唐文学文献在日本的流播
中国典籍大规模东传到日本是在公元七至九世纪，即中国隋唐两朝与日本飞鸟、奈良和平安朝前期。杜晓勤教授指出，这一时期参与汉籍东传的主体是日本派出的遣隋使、遣唐使和学问僧；汉籍流传至日本后大多首先进入皇宫，成为历代天皇和朝臣学习、珍玩和抄写的国宝，尤其是图籍目录、正仓院文书、历代天皇宸记都能见证各种汉文典籍在日本广泛流播的轨迹和被接受的盛况。并以《大正新修大藏经》为例说明从此类文献的目录中能够了解到，当时来华的日僧携归书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其中有不少文学相关的类书、诗集。
首先，关于图籍目录中的典籍收录概况，杜晓勤教授作了详细的介绍。在严谨缜密地对比了园仁《日本国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录》《慈觉大师在唐送进录》《入唐新求圣教目录》之后杜晓勤教授发现，虽然其中有不少书名是重复著录的，但是有一些是在不同时间、地点抄得的同一种图书，当然书中题名会有小异、文本也可能有所不同。其中《慈觉大师在唐送进录》收入了白居易根据沈既济《任氏传》故事情节而写的《任氏怨歌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传奇与歌行相伴而生、相伴而行的创作风气，由此杜晓勤教授认为除了《长恨歌》、《长恨歌传》，《任氏怨歌行》为现代学者研究中唐时期传奇与叙事歌行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又一重要资料。继而，杜晓勤教授提请大家注意的是，唐懿宗咸通六年（865），宗睿高僧在《新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著录的《西川印子唐韵》《同印子玉篇》是当时大唐流行的与诗文创作相关的字书和韵书。中国和日本两国学者都特别关注到“印子”二字，通过这两则信息推测出在晚唐时期的西川地区已经出现需求量较大、流通性较强的以雕版印刷为载体的字书和韵书，也可作为雕版印刷史上较早的资料。日本著名高僧空海也带回了大量的隋唐诗文典籍，回国后将其献给嵯峨天皇，在献纳表、杂书、杂文中有不少唐人诗文集；而其后编撰的《文镜秘府论》（约成书于弘仁十四年，唐长庆三年，823）中所引用的隋唐人诗选、诗学和格法类著作则更多，如《文笔式》《诗髓脑》《诗格》等，其中除皎然《诗式》《诗议》和殷璠《河岳英灵集》中土有传本外，其他皆已失传。
接下来是《正仓院文书》部分，杜晓勤教授提到其中涉及隋唐人诗文集、书仪和诗文作法书的信息，文献价值并不亚于敦煌写卷，文书目录相关细节可从陈翀教授所编《正仓院古文书所见汉籍书录史料编年稿》获得。另外，藤原佐世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更全面地反映了奈良至平安朝前期流传到日本的汉籍的存藏情况。
总的来说，就唐人别集而言，当时在日本流传的多是初唐人的作品集，这是因为日本遣唐使、求法僧大多是在盛唐、中唐时期去往中国，能够接触到的大部分是初盛唐人的作品。其中，许敬宗集、薛元超集、王勃集、卢照邻集、李峤集、武则天集都不止一种，这几位初唐作家的影响应当相对较大。盛唐别集仅有张说集、李白集、王维集和王昌龄集等为数不多的几部，其中李白的还只是《李白歌行集》三卷，杜甫集当时传去的可能只有一部二卷本的《杜员外集》，所以李杜在奈良、平安前期的影响不可能太大。中唐别集虽然也只有李益集、令狐楚集、白居易集、元稹集寥寥数家，然而白居易集则有《白氏长庆集》廿九卷和《白氏文集》七十卷两种本子，可见白居易对日本平安朝中前期汉文学影响很大，和他的文集流传到当时日本的存藏有很大的关系。
二、日本现存唐集古抄本的文献价值
日本现存的唐人文集古抄本尤其唐抄本，对辑佚唐诗作品、考察唐集原貌，具有极大的文献价值。据阿部隆一编《本邦现存汉籍古写本类所存略目录》，日本现存各类汉籍古抄本就达700多种，其中不少是中国早已失传的唐代诗文典籍。作家别集类的日本古抄本主要有王勃、武则天、赵志、白居易等人的集子。杜晓勤教授特别指出，中日史料中都找不到赵志有关生平、事迹，近年来才逐渐引起学界关注。
首先，杜晓勤教授以日藏王勃集古抄本为研究案例进行分析。正仓院藏抄本《王勃诗序》一卷（卷末题“庆云四年七月廿六日”，系唐中宗景龙元年，公元707年，距王勃去世仅40年）收序文41篇，其中20篇不见于中土传本王勃集，见于今本《王勃集》者亦多异文。另外，日本还有唐抄本《王勃集》残卷三种，卷二八、卷二九、卷三〇，抄写时间为武后垂拱、永昌年间，距离王勃去世更近，其中存王勃异文4篇以及王勃殁后亲友祭奠文和书札4篇，这些唐抄本不仅可窥唐代三十卷本《王勃集》的原貌，并且可补今本遗珠之憾，更是为王勃家族情况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其次，杜晓勤教授提到日藏《白氏文集》旧抄本数量众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金泽文库本，此本是丰原奉重在宽喜三年（1231）后花费二十余年，对当时日本流传的白集旧抄本进行转抄，并利用刊本校订整理而成的，其中不少卷的祖本就是白氏文集唐抄本，这一点尤其值得重视。可以说，这些本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白居易编撰文集的体例和作品的原貌，这是因为唐集在由抄本向印本（刻本）转换的时候，编撰体例和卷首著录方式会发生变化，导致与流传至今的南宋绍兴本及以南宋刊本为祖本的那波道圆本均有显著区别。如今，若试图恢复、还原白集的原始体例，金泽文库本则具有刊本难以替代的文献价值。除此之外，神田本、时贤本、管见抄本、古笔切本对于白集的文献原貌、流传情况及文体研究价值也有不小的助益。
另外，杜晓勤教授以《新撰类林抄》《翰林学士诗集》《唐诗卷》《杂抄》等为例，说明类似于“唐人选唐诗”的日藏唐诗汇抄本是日本人根据从唐携归的诗集选编而成的“日人选唐诗”。日本古抄本和唐抄本除了可供研究唐诗在日本的流传影响，对唐诗辑佚以及唐集编撰体例的考察，也都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和学术意义。
三、日本古代典籍所保存的唐代中日诗人创作交流的珍贵史料
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中后期，中日之间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人员往来特别频繁，交流的途径主要是遣唐使、学问僧，如释辨正、释道慈、空海、最澄。在日本停派遣唐使后，中日两国的诗歌创作也并未停止，当时是唐代东北地方政权渤海国的遣日本使承担着中日诗歌创作交流的工作，渤海先后出使日本的裴颋、裴璆父子与平安朝汉学大家菅原道真、菅原淳茂的诗歌唱和一时传为佳话。另外，杜晓勤教授还提到，日本平安朝汉诗文集《文华秀丽集》也收有渤海国使臣王孝廉诗5首，王孝廉出使日本时与空海私交甚笃。由此可见，唐诗在东亚传播的影响之广，中日文学创作交流之活跃，日本古代典籍为此类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一手资料。
四、日本古代典籍保存的唐代诗学资料
杜晓勤教授主要强调，这一时期的日本古代典籍中关于平仄谱的片段记述可帮助学者认识到，唐宋人在创作近体诗时已经有了十分明确、具体、易学的格律歌诀和平仄谱系。再则，日本平安朝汉诗文总集《本朝文粹》，记载了省试诗考评中关于“病犯”问题的讨论，这一保存为后世考察齐梁时期永明体诗歌“四声八病”规则是否依然被唐人视为在具体的诗歌创作中评判声律高下的标准提供了侧面的参考。至于日本历代诗话中对唐代诗人及其作品的大量评论，对研究唐诗在日本的流传影响、日本古代各时期对唐代作家作品的受容，都是极佳的第一手资料。
五、日本早期歌学著作与唐代诗格之关系
中国古代诗歌对日本古典诗歌之影响是众所周知的史实，和歌虽然是日本大和民族独特的诗歌艺术，但在早期的和歌理论体系建构时，也曾参考、吸收过中国古代诗歌理论。杜晓勤教授关注到学界以往多注重日本汉诗所受中国古典诗歌之影响，而对日本和歌与中国古代诗歌之关系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主要对唐代诗格类文献对日本早期歌学的影响进行细致分析。
首先，唐代的“诗格”、“诗式”、“诗法”类的著作文献形态、编次被日本早期歌学所模仿吸收。杜晓勤教授以佐佐木信纲所编《日本歌学大系》所收录日本早期歌学书为考察对象，将其书名与唐代诗格类著作进行对比，主要有“式”类、“体”类、“髓脑”类几种。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早期歌学书不仅与唐代诗格类著作在形态、命名相近，而且编撰体例、分类、组成结构也是借鉴而来。唐代诗格类著作往往是由若干数目的诗歌体式要素、规则、作法、风格等条目与理论阐述构成，日本也对此模仿。可见于藤原滨成《歌经标式》、喜撰《倭歌作式》、孙姬《和歌式》等。
其次，在声律理论方面，日本歌学著作也学习汉诗。“和歌七病”便是借鉴当时流行于平安朝的唐代诗格类著作中所载沈约“四声八病”，再根据日语的音韵特点与和歌的艺术形式再进行改制的。对此，杜晓勤教授举例颇多，具体详细地展现了日本早期歌学著作的仿唐特征，并指出这种牵强附会的声律理论创建最终被逐渐摒弃，是一种机械的拿来主义。
总之，杜晓勤教授指出平安朝中后期的歌学书已然开始摆脱汉诗的影响，直至江户中期“国学”派的复古主义与日本文化优越论思想渐渐兴盛。歌学界也有意与汉语诗学尤其是与唐代诗格著作进行区隔，甚至明确批判早期歌学书中对中国诗歌体格律法的借鉴做法。
讲座最后，杜晓勤教授认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由于日本古代典籍中蕴含了如此丰富而宝贵的与唐诗相关的资料，中国学者如果善加利用，力求打破学科的畛域、中日学界之间的壁垒，对日本早期的汉文著作乃至于和歌这类的日本文学中所体现的与中国汉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应的关注，比如中国东传至日本的典籍对平安、奈良、江户时期的影响，以及日本典籍与汉文献中所留存的资料，而不仅仅局限于日藏汉籍或域外汉籍、不只是将其视作一种文献的来源，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中日古典学的交流与融合，应可将隋唐五代文学研究向前推进一大步。
评 议 环 节
在评议环节，陈翀教授就有关日本汉籍研究的历史情况及现状对杜晓勤教授的讲座进行了回应。日本汉籍一类是中国流传至日本的汉文典籍，一类是日本人用汉文书写的著作，现存书籍总量不计其数，即使是加入协会的各大国立图书馆仍然还有许多尚未整理编目的汉籍，有待今后做进一步的整理和研究。日藏汉籍中两大典籍群最为重要，其一是两宋刊本为主的宋明善本，比如宋刊本中的“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其二是六朝、隋唐典籍及文献为主的旧抄本，即以唐抄本为底本进行撰写的本子，文献价值基本上等同于唐抄本，以此为据可还原当时诗人诗歌的第一手资料。比较来看，敦煌文库中搜集的集部文献非常少，缺乏完整性、体系性，且大部分是经书，然而日本汉籍经过了系统的整理，具有非常高的文献价值。随后，陈翀教授又对当前学界有关日本汉籍研究的关注重点进行了大致介绍，并指出除了典籍的文物价值更应该看到其文献价值。近几年日藏旧抄本汉籍及准汉籍成为学界研究热点并逐渐形成一个规模的学科，杜老师在这一过程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不同于为了研究旧抄本而进入研究领域的狭隘视野，杜老师始终站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高度，解决中国中古文学史上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杜晓勤教授也对此进行了回应并补充介绍近些年古典学发展的新趋势，以往中国学者常接触到的是日本学界研究中国隋唐文学的学者，近几年在有意识地扩大学界交流范围，充分利用日藏典籍中关于日本历史、日本语、日本文学的研究成果，进行跨国别、跨地域、跨学科、跨领域的尝试而不是固步自封。
问 答 环 节
日本京都大学大学院人文与环境学研究科教授道坂昭广提问：贵国隋唐时代和日本平安时代，交通不太方便，日本人带回来的中国典籍抄本应该是反映当时的中国流行，特别是其中的《王勃集》，可能是当时很流行王勃的文学。杜教授今天提到的《杜家立成杂书要略》这本书，我不太了解当时的中国流行有什么样的看法，希望请教一下。《游仙窟》作为当时的日本人很喜欢的小说传奇，可能是当时中国流行的，为什么当时的日本人会带回国这样的作品呢？请更详细介绍一下吧。
杜晓勤教授回答：道坂教授是我特别钦佩的一位日本研究中国文学、研究日本唐抄本的专家，我的研究也受到道坂教授很多启发，对我帮助很大。另外我们都共同关注初唐时期像王勃、骆宾王的文集，道坂教授最近关注到王勃诗序、碑文在初盛唐时期对其他诗人的影响。接下来我回答一下两个问题。《杜家立成杂书要略》是隋唐之交就已经在中国特别流行的书仪类著作，现代社会可能大家不太重视，但是中国古代逢年过节、亲友之间、朝廷上下如何待人接物都是注重礼仪的。唐代是礼仪社会，日本是律令社会，平安、奈良时期学习中国隋朝律令制度，其中包含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仪式、典礼活动中的各种规定，比如我今天提到的古代文学理论文献的重要格式——诗法、诗式、诗格，所谓的“格”“式”“法”也是隋唐时期律令制社会由法律层面的法律文献影响到文学层面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表现，所以纯文学创作也要遵守固定的格法类规定。现代日本也仍然在节假日保留了固定问候用语，我想可能这都是书仪类作品在隋唐时期流行然后又传到日本造成潜在影响的原因。格式化的语词对规范为人、为文有很大的作用。
第二个问题关于《游仙窟》，中土已散佚，保存于日本，作者张鷟是初唐武则天时期著名文人、三中三选的才子，在当时中下层士人中十分受欢迎。他雅俗兼济，能写诗歌、传奇、小说。《游仙窟》散文、韵文夹杂，不仅仅体现当时科举文士的普遍理想——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而且用雅俗相济、韵散结合的文学方式呈现，迎合了中下层的审美趣味。《游仙窟》传至日本后对平安朝的宫廷文学包括《源氏物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因其通俗浅显适宜，在白氏文集流传到日本前，我认为《游仙窟》是日本平安朝语言浅近、描写生动的汉文学教科书。《游仙窟》主要吸引日本上层人士，影响到他们追求大唐的生活方式。我本身不是做唐传奇研究的，只是读过，就从我的角度理解，请道坂老师批评指正。
主持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主任、长聘副教授曲景毅提问：这些现存的唐人文集在日本的整理工作是否有在进行当中？比如您提到的赵志。初盛唐文人的文集传到日本以后的接受与后世的认知差别很大，比如薛元超，他们是如何得到当时日本的关注？
杜晓勤教授回答：我认为日本遣唐使、学问僧带回日本的汉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初盛唐时期文学的状况，与如今经历了宋元明清人的审美过滤、文献失传等各种主客观因素筛选过的文学史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想要还原、进一步接近当时的文学现状，就需要利用不同的途径了解当时文学在社会上的流播状况。而当时的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从日本乘船出发后到达中国，在不同的地方上岸，首先接触的是地方官员和当地百姓，很难有接触到大文豪的可能，接触的是什么作品就带回什么作品。关于薛元超在初唐高宗武后时期文坛的影响，可能被大大低估，薛元超不仅对王勃的诗文革新进行推波助澜，对杨炯、卢照邻也特别赏识，提携青年文士，奖掖初唐四杰。胡可先老师有篇文章（《薛元超墓志》与初唐宫廷文学述论）通过薛元超碑志补充《旧唐书》薛元超传。薛元超是薛道衡后人，河东薛氏文学传统深厚，在初盛唐文学影响很大。我认为张说受上官婉儿影响很大，而上官婉儿又受上官仪影响很大，薛元超与上官仪关系应该很密切，于是当时形成了一种互相影响的文学关系网。赵志，几乎大家都不了解，与他交游的文人也几乎湮没无闻，大唐有那么多文士，能青史留名的寥寥无几，这也很正常。但他的文集就是能传抄流播，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这给我们认识当时文坛的丰富性提供了很生动的第一手资料，名不见经传的作家作品，可能反而能有助于我们认识当时的原貌，这是我比较感兴趣的。
纪要整理：唐佩璇
中华文学与文化在南洋 